盡管多次強調，這兩份名單清晰地標註為“完成債務清償俱樂部名單”，而非入冊名單，但仍然有不少人，甚至球員，誤解了這一點，質疑時用“為何能入冊”來表達疑慮。這種理解顯然是有誤的。

同時，我註意到一些球迷在評論中表示，由於球員的質疑，足協因此缺乏公信力。但公示的初衷就是為了接受各方的社會監督。可以看到，名單通知的第二段明確寫道，而在名單下方也進行了詳細說明，並提供了監督反饋的渠道與方式。

足協不是政府機構，更不是商業調查者，無法完全監管每個俱樂部的運營。因此，目前的準入條件是由俱樂部自主填報並提交，所提供的材料旨在證明其已完成相應的準入要求。然而非常明顯，這些材料並不一定完全真實可信，俱樂部有可能對數據進行誇大，隱瞞，甚至偽造。

報告者有責任提供證據。社會監督的意義正是在於此，若有債權人認為俱樂部仍存在未還清的債務，應及時向足協遞交相關證據以證實。在名單下方的說明中，已經清楚地列出相關的要求。

因此，球員公開質疑的行為是可以理解的，並且正是這份清債名單發布的目的所在。雙方爭議的實質可歸納為兩種情況——“俱樂部在虛偽”：存在未如實上報的債務情況；或是——“球員在過分”：提出的質疑不在清賬範圍內，或者並非足協會關註的債務。雙方都有責任進一步解釋和舉證，以便堅定自己的立場。

通過這次事件，我們也應當意識到，中國職業俱樂部的準入工作在信息傳播方面仍顯不足，社會與債權人對此的了解相對欠缺。清債的公示程度不高，像國際足聯的禁令公告那樣，能夠清晰可見並實時更新的信息系統在中國足協尚未建立。這給我們提供了深刻的教訓，亟需借助社會監督力量，並結合信息化的手段，使準入工作在陽光下進行，提升公眾和債權人的知情權，力求在發展階段解決問題，避免負面事件的集中爆發，高效有力地處理拖欠薪資與債務的問題，從根本上維護球員及債權人的權益，塑造職業聯賽的商業價值與形象。